《发现卞之琳》电子版-2010-9_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_[美] 汉乐逸

《发现卞之琳》

《发现卞之琳》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作者：[美] 汉乐逸
页数：147
译者：李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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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卞之琳》前言[E]

卞之琳研究的里程碑著作——序汉乐逸《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1979年1月14日至17日连续四天，《诗刊》社在北京召开大型座谈会，探讨中国新诗的过去和未来。胡乔木作报告，强调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指出新诗坛产生了公认的大诗人，他当场举出四位：冰心、郭沫若、冯至、卞之琳。当时，除郭沫若已故去外，其他三位都在座。胡乔木的报告强调新诗的成就，是有原因的。此前，毛泽东于1965年6月致陈毅的信公开发表，其中说到“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此说一出，在新诗界引起了极大的思想震动。胡乔木的报告听者无不心知肚明：胡乔木是要为新诗“恢复名誉”。就在这次会场休息期间，我作为晚辈与卞之琳先生交谈，提及胡乔木报告中举出四位“大诗人”中有他。当时卞先生没有表态。然而，后来——我已记不清哪一天，卞之琳在他家中对我说(当时也有其他人在场)：“我称不上是majorpoet，只能是minorpoet。”英文majorpoet是“大诗人”(或“主要诗人”)，minorpoet是“次要诗人”。卞之琳认为自己只能是次要诗人，这是他的谦虚，还是他的客观态度？诗史家和诗论家也可以见仁见智。就整个唐代诗歌来说，恐怕只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可称作大诗人，杜牧；李商隐只能称次要诗人。但就晚唐这个时段来说，小李杜也是大诗人。或者，另一种看法可能是，即就整个唐代诗歌来说，小李杜也可以是大诗人。或许定排行榜，争座次，没有什么意义。然而，确定一位诗人在诗史上的地位，既是对他在诗歌活动上的成就作出深入调研的结果，也是对他在诗歌活动上承前启后的作用作进一步探讨的契机。

《发现卞之琳》内容概要[E]

该书以文本为经，历史为纬，采用传记式研究方法，系统、全面地审视了我国“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卞之琳的生平及其作品，详细评析了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文学翻译、翻译理论。当代诗坛元老屠岸先生评价说：“汉乐逸的这部论著篇幅不长，但质量很高。其特点是史论结合，繁简得宜，语言精粹，逻辑严密；有如评传，但无某些评传的烦琐考证之弊。曾有一些以文学家为传主的纪实作品，偏重史实，忽略文本；或者反过来，囿于文本，疏离背景。汉乐逸此书二者均不偏废，为读者提供了全面了解卞之琳文学成就的通道。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即摒除了术语的堆砌和理论的玄奥，做到了深入浅出，因而引人入胜。”

《发现卞之琳》作者简介[E]

作者：(美国)汉乐逸(Haft L.) 译者：李永毅

《发现卞之琳》书籍目录[E]

第一章 早年第二章 三十年代第三章 战前诗歌第四章 四十年代第五章 五十年代第六章 六十年代及以后参考书目引用诗歌全文译后记

《发现卞之琳》章节摘录[E]

1955年，卞之琳结了婚。(他的妻子青林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以短篇小说而知名。他们在1957年生了一个女儿。)在同一年，他到波兰参加了纪念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支(1798-1855)百年忌辰的大会。密茨凯维支在中国久负盛名，鲁迅曾译过他的一些作品，并给予了高度赞誉；他的代表作《塔杜施先生》的中文版也于1950年出版；1954年，作家出版社又推出了《密茨凯维支诗选》。在波兰停留的一个月间，卞之琳结识了诗人帕布罗·聂鲁达。正是在1955年，共产党开展了让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运动。按照梅勒·格尔德曼的说法，这是“社会主义中国规模空前、高强度、全国范围的意识形态重塑运动”。运动的焦点是党对著名作家胡风的批判。胡风是主张评判文学时摒弃纯政治标准的代表人物之一。1956年，卞之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公开呼吁对知识分子实行更宽容开放的政策。这个政策后来被概括为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虽然意识形态氛围的转变已经酝酿了数月之久，中国作家对新宣布的文化自由政策却反应迟钝。反胡风运动的记忆仍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直到第二年，作家和专业人士们才真正敢对党提出批评。就卞之琳个人来说，1956年最重要的事件是《哈姆雷特》译本的出版。这本书堪称他职业生涯中的里程碑，将他从事的多种活动暂时汇聚到一起。最重要的一点是，从翻译艺术的角度看，此书的成就无疑是杰出的。虽然几十年来，莎士比亚早已通过翻译为中国人所熟知，但现有的多数译本都是散文体，包括传奇人物朱生豪(1912-1944)的众多译本。此人虽然缺乏专业训练，并且疾病缠身，却将毕生精力倾注到了莎作的翻译中。卞之琳的《哈姆雷特》译稿实际完成于1954年末，当时朱生豪的译本已经以普及读物的形式出版了。卞之琳在译作完工之前，有意识地没有参考朱的译本。因此，当两个版本的措词偶有雷同的时候，他觉得没有改动的必要。卞之琳的译本是以当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的诗体，以其高水准赢得了盛誉，从1956年到1958年就重印了两次。证明其生命力的一个事实是，出版二十年后，它仍被广泛用作大学的教科书。这个译本所凝聚的艰辛研究工作至少可追溯到与燕卜荪共事的日子，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它重要的预示意义：从此以后，卞之琳将主要扮演学术研究者的角色。这是他译的第一部莎士比亚悲剧，以后他还会译更多，但这方面的工作得等到70年代晚期政治恢复平静的时期才会取得全面突破。

《发现卞之琳》后记[E]

接到此书的翻译任务是个意外，但如今看来或许是一种机缘。二十年前，我在重庆的一个小县城里读诗，写诗，卞之琳的名字就已镂刻在心里。但我对他的理解，一如笼罩家乡的烟雨，是朦胧的。后来离家到北京念大学，读到更多的诗，但对卞之琳的偏爱依旧。我在博士阶段学的是文学理论，但我从来不愿用任何理论来分析卞之琳，所以他的诗在我心里仍然是朦胧的。当外研社蓝小娈编辑联系到我时，我一面有些胆怯，一面却很想翻这本书。古诗、新诗、外国诗，我都是有兴趣的，但我平素却没有机会把它们串起来，何况这次它们都汇聚在卞之琳身上。浏览了汉乐逸先生的原作，我就毫不迟疑了。汉先生让卞之琳的作品变得明晰起来，但奇怪的是，明晰并未破坏作品的朦胧。这无疑是文学研究的上乘境界。之所以如此，我想是因为汉先生是以“心”做学问，而不是用“器”。翻译的过程中，我正在办理调动手续。诸多繁琐的杂事中，汉英之间的文字之旅给了我不少乐趣。二十年后，我又回到西南，在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转了一个圈，但诗心未变，对卞之琳的偏爱未变。

《发现卞之琳》编辑推荐[E]

《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