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许钧
页数：303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前言[E]
时间过得真快，《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出版就快十个年头了。与这部书问世相关的人与事常常浮现在我的脑中。在我们这个浮躁的年代，文学翻译似乎成了一种很奢侈的追求，过去那些翻译大家所体现的精神和达到的水准好像离我们渐渐远去了。他们的丰富实践，他们的探索思考，他们的追求和影响，如今愈发显得珍贵。翻开书，我忽然有一种伤感，为岁月无情而伤感：当年与我对话的那一张张或严肃、或深沉、或微笑的脸庞，不少已经与我相隔在另一个世界。伤感中，却也有一丝慰藉：与我有过心灵交流的那些翻译大家，健在的还在笔耕，还在翻译，还在不懈地追求；离去的永远活着，用他们以心血化作的伟大译作滋养着广大的读者，用他们融入了深刻思考的翻译思想启迪着翻译界的后人。前不久，我到青岛去参加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的项目评审，顺访了中国海洋大学，有幸与日本文学翻译家林少华重逢。我和林少华兄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有丰富的翻译经验，改革开放早期引进国内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剧，有不少是他翻译的，在影视翻译界很有影响。他翻译的村上春树的作品更是为广大的文学读者所喜爱。他告诉我说，我撰写和编著的那些翻译理论著作，他最喜欢的是《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他说，这样的好书很少。他经常读这本书，觉得有关文学翻译的一些重要问题，在书中都可以找到某种答案或某种思考线索，还说其中提出的很多问题带有根本性，值得不断探索。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内容概要[E]
本书系对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经验和翻译思想进行系统梳理、深度探讨与理论升华的基础性研究成果。许钧教授就文学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有针对性地与国内译坛一些卓有成就、又有一定代表性的著名翻译家，通过对谈的方式进行探讨，让他们结合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畅谈各自对文学翻译的独到经验、体会和见解。
先后参加对谈的有季羡林、萧乾、文洁若，叶君健、陈原、草婴、方平，许渊冲、屠岸、江枫、李芒、赵瑞蕻、杨苡、李文俊、吕同六，杨武能、郭宏安、罗新璋、施康强、林一安等20多位翻译家。
20世纪萦绕于广大文学翻译者心头、在中国翻译界争论不休的大多数主要问题，所涉及问题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论点，几乎都得到了探讨和阐发。
此书以独特的方式对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做了一次梳理与总结，为文学翻译实践的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切实可行的经验，为以后的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一个新起点和一个新高度。
本书还辑录了近年许钧教授就文学翻译与教学问题等接受学者或媒体的采访录。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书籍目录[E]
再版序传统与创新——代引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谈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翻译，再现原作的再创作翻译：“美化之艺术”——新旧世纪交谈录“信达雅”与“真善美“翻译这门学问或艺术创造是没有止境的”“尽可能多地保持原作的艺术风貌”自设藩篱，循迹而行——谈翻译风格形神兼备：诗歌翻译的一种追求翻译与创作翻译也要出精品翻译的得与失漫谈文学翻译主体“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翻译”译者应该有多种“套路”语言与翻译拉美文学的介绍与翻译译书天下事得失寸心知——关于《红与黑》中译本的对谈跨世纪的“翻译漫谈”给文学翻译一个方向从“梦想”走向现实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与R．阿埃瑟朗教授谈翻译研究翻译释意理论辩——与塞莱斯科维奇教授谈翻译加强翻译学科的建设——许钧教授访谈录关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新老版本译者之间的对谈语言总在找寻唯我们的时代一定会出翻译大家——许钧教授谈文学翻译关于翻译与外语学习——许钧教授答黄昊同学内审以自强：一个翻译家的省思——专访翻译家许钧教授翻译家是孤独的——《无知》译者许钧访谈关于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许钧教授访谈录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许钧教授访谈录翻译是爱，是理解，是历史的奇遇——许钧教授谈傅雷与翻译阅读勒克莱齐奥，理解勒克莱齐奥——答《楚天都市报》理解让－马利·勒克莱齐奥——答《中国新闻周刊》后记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章节摘录[E]
许先生介绍傅雷的观点：“本来任何译文总是在‘过与不及’两个极端中荡来荡去，而在中文尤甚。”这话说得不错，应该说，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以日本文学译文的现状论，比起原作来，除过之者极少外，或文采过之而内容不准，或内容较准而文采稍逊，内容文采均不及原作者也时或有之。因此，是否可以说目前日汉翻译的主要状况是，擅长中文，且日文造诣深者较少。这类译家的译品堪称超过原作，特别在古典诗歌方面为数不少。中文修养较深，而日文水平不高者亦占相当数量，译品就较难超过原作。另外，尚有少数勉强称为译家甚至不乏小有名气者，中日文水平都较低，其译作就远远低于原作。加之，多少年来由于不正之风严重，很难正常地开展翻译批评，一些粗制滥造、误译较多的赝品难被曝光，得不到社会舆论的监督，以致尚有愈演愈烈之势。另外，即便基本上属于优秀的译作，其中也难免呈现着瑜虽多而瑕亦偶见的现象，也缺乏水平较高的评家给予公正的评价。原因是肯定其优点较易，而指出其舛错则甚为困难。而且，评家若能做到如此地步，则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反复核对原作和译文。即便这样做了，评价也还公允，也很可能得到费力不讨好的结果。于是，只顾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风气弥漫于译界。容忍这种良莠不分的现状继续下去，只有等待由时间和历史来选精汰劣，未免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事。老实说，这对于提高翻译的水平，无疑是没有好处的。许钧：先生提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目前的翻译界，存在不少问题，胡译、乱译、抄译之风泛滥，在繁荣的背后，存在着危机。翻译界和文化界对这一问题应该予以重视，从法律、道德和学术批评三个方面人手去进行治理。我还想接上面提出的日语与汉语的关系对翻译的影响问题再谈一谈。对外行来说，日语与汉语许多词很相近，好像翻译中照搬就可以了。说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提职称要考外语，外语系列还好，像新闻系列、作家系列，困难就多了。有的人根本不懂外语，但为了职称，临时抱佛脚，选择了日语，说两种语言看去差不多，翻译时，即使看不懂也能猜出个三五分。但实际上，就我所知，两种语言相近，有时反而会出现难以意想到的障碍。比如有许多假朋友，稍不注意就会出错。另外一方面，由于两者相近，翻译在理论与实践上，确实会出现某些混乱。比如，日本的一些机构名称的汉译，如“大藏相”、“株式会社”等等，好像是照搬过来的，还没有做到彻底汉化。类似的李芒：您说得很对，日文和中文有些通用，有些似同而实异，往往为译家造成很多麻烦，必须时刻警惕。然而，的确有些固有名词，诸如日本政府各部的名称，文部省大体上相当于我国文化部和教育部之合，厚生省涵盖卫生福利之义等，似不宜改译。随之，大藏省大体上虽可以改为财政部，但改与不改者掺杂在一起，也不自然。类此种种，只好保留原名，必要者另加注解。于是，前列果戈理所谓译文的那层玻璃，由此也会显露于读者眼前了。这似乎应该说不得已，是凡翻译均不易避免的难处。这也就是说，要求译文的汉化，虽属合理，但绝非全都彻底地能够做到，只好请读者予以理解了。当然，这么说，并非安于现状，而应继续思考，以求更好地为实现译文汉化而努力不懈。许钧：在考察中国翻译史时，我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在译介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思想等著作中，由于中西观念不同，不少词都经历了一个从音译到意译的过程，还有一些重要概念的汉译，参考借助了日本的翻译。可以说，我们在翻译西方的一些哲学、政治、法律书籍中，日本的翻译给了不少帮助。这种概念和观念通过翻译的旅行，是文化思想交流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李芒：您说在哲学、政治和法律书籍的翻译中，日本的翻译给过我们的翻译不少帮助，事实正是如此。可惜，我对于中国翻译史没有研究，不能多说什么。许钧：先生是翻译名家，有丰富的翻译经验，也有深刻的翻译思考与认识。我想请先生谈谈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对目前的日本文学翻译状况怎么看？对年轻一代的文学翻译工作者，有什么要求与希望？李芒：大凡一种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都只有相对的指导意义。所以说是相对的，一是在多数情况下，一种理论的提倡者，其本身的实践并不一定完全同自己的理论是同步的。就像日本唯美派作家本来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有时也会写出反对侵略战争的作品，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就是这样。译家也同样，翻译小说时，主张用接近直译的方法，而在翻译古典诗歌时，却又大量运用意译的方法。这虽然也是由于原作的体裁不同，而采取相应不同的方法，但总的看，在翻译理论——主张的实践上会产生一些不自觉。因此，译家面对着种种翻译理论，即便是自己赞同的，也有分析对待的必要。我的想法是要把一种或两种以上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翻译理论的精华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依据自己的特点，灵活地加以运用。当然，重要的是以更多的实践积累翻译经验，加深对各种翻译理论精华的全面理解，从而逐渐形成和完善自己的翻译方法和技巧。老实说，我由于出生在异国统治下文化落后生活贫困的东北地区，从小未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因而养成了自学的习惯。由于求知欲很强，凡事都要问个水落石出，因而查字典便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及长，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也总要先对原作进行必要的研究，尽可能理解其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绝不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其实，这是作为一个译者起码应有的认识。平日，则不断地注意学习和深造中文。这对一个文学家和翻译家来说，十分重要。这里举一个小例子。北京外国语学院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合办了一个日本学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的主要任务大概是培养中国的日语教学人材。我受聘担任过一个时期的“运营委员”，从培养日本文学翻译工作者的愿望出发，我曾在该中心创立十周年的贺词中，强调学习日文同时也要重视学习中文，一方面对掌握高级日文有很大帮助，同时也能够培养日本文学的翻译人材。我曾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日本主任当面建议，该中心如能每期培养中文较好的五个学员，让他们能够以优美的中文把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加以翻译，扩大日本文学的影响，当是一件对日本和中国都有好处的事情。但是，这个建议似乎未被采纳！据称，翁显良曾在谈戏剧翻译的名为《千面千腔》的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译戏如演戏，首先要进入角色……不同的是，演员只须进入自己要演的角色，译者却要进入剧中所有的角色。”小说也相差无几，篇中出现的所有人物，译者要掌握其出于各种不同性格的语言，并给予惟妙惟肖的翻译。可以想象，假如以老舍的《骆驼祥子》来让外国译家翻译，要译好刘四爷、虎妞和祥子等人物的对白，那难度该是有多么大！一个根本没有所译作品中各类人物的生活或很不熟悉他们语言特色的人，翻译起来注定是难以传神的。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后记[E]
因为喜欢翻译，二十多年来一直也有机会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渐渐地对翻译的问题变得比较敏感，喜欢琢磨、思考。最初，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翻译上面，对一些名翻译家的精彩翻译段落与原文进行仔细的比较，想从中悟到一点翻译的技巧。后来，视野变得相对开阔一些，对翻译的思考，也不再局限于技的层面，逐渐把目光扩大到了翻译的道的层面，不仅想领悟如何译的诀窍，也想探明老一辈翻译家们为何要这么译的道理。于是，便有了“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研究”的设想，有了向老一辈翻译家当面请教的愿望。多亏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使我有机会多次赴北京、上海等地，就文学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向老一辈翻译家们求教，请他们结合自己的丰富的翻译实践，从理论的高度进行阐述。三年来，我们得到了《译林》编辑部的大力支持，在王理行先生的直接参与下，利用“翻译漫谈”栏目，把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的对话忠实地展现给广大读者，使更多的人来思考翻译问题，关心翻译事业，关心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建设事业。我们给这部对话录定名为《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老一辈翻译家们既有丰富的文学翻译实践，又有深刻的理论思考，这部对话录是他们的文学翻译实践与理论思考的记录，只要读一读他们的谈话，有谁还能说“文学翻译没有理论”呢？二是文学翻译不应该是一种盲目的实践活动，理论的研究和思考，有助于加深对文学翻译活动的认识，有助于探讨翻译的可能性，提高翻译质量。三是对翻译的理论探讨是十分需要的，但不能不以实践为基础，不能不以文学翻译中提出的基本问题为主要研究课题，这种有针对性的研究，应该说是有价值的。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编辑推荐[E]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增订本)》是中国文学翻译史承前启后的理论探索，中国文学翻译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参照。